3月6日，韓國方面正式公布了以第三方代賠的形式向二戰期間被日本強征的韓籍勞工進行賠償的方案，引發內外輿論關注。

鑒于“強征勞工問題”已成為制約當前日韓關系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近期岸田文雄與尹錫悅政府均宣稱要以積極溝通來化解難題。與日方相比，韓方顯得更為著急。早在上月20日韓國外長樸振就曾表示，“被日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問題的談判進入最后階段”，“一定要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

目前，尹錫悅總統在對日外交上急于擺脫“強征勞工問題”的影響，其首次發表的“三一運動”講話以及韓國外交部“關于強征勞工案大法院判決的政府立場發布會”公布的代賠方案均為具體例證。在講話中，尹錫悅稱日本已經從“侵略者”轉變為“共享普世價值的合作伙伴”，招至韓國輿論批評。而此次的代賠方案，由于日方涉案企業不參加籌資，韓國政府能否把方案真正落實到位備受質疑，一些受害勞工也表示了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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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韓關系中，歷史問題與領土問題一樣敏感且復雜。“慰安婦”和“強征勞工”則是日韓歷史問題中的兩大制約因素。其中，日韓圍繞“慰安婦”問題的解決模式及其命運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2015年日本和韓國通過外長會談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確認該問題已得到“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但此后事態的發展顯然出乎日韓決策者們的預料，協議先在兩國國內引發批判，后以慰安婦少女像等事件為轉折點，演變為曠日持久的外交之爭，協議也未得到有效的落實。再看“強征勞工問題”，2018年韓國法院判決日企對韓國被強征勞工進行賠償。此后，日本對重要半導體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兩國互相將對方踢出貿易“白名單”、韓國拒絕續簽《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等負面連鎖反應接踵而至。這些措施使矛盾逐步升級，日韓關系陷入1965年建交以來的最低谷。

撥開上述歷史問題產生與發展中的迷霧，其背后是日韓兩國在政治上形形色色的考量。考察相關問題的演變，可以清晰理出日韓各自的行為邏輯。

從1991年底開始，日本政府內部曾展開關于“慰安婦”問題的專門調查，其結果被1993年公布的《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關于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的談話》這一官方文件所吸收，承認“此次調查結果證實，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曾在較大地域范圍內設有慰安所，并存在大量慰安婦。慰安所是應當時軍方要求而設置運營的。”“當時朝鮮半島處于我國統治之下，慰安婦的征集、運送、管理等也大體上是以花言巧語或強制等違背本人意愿的方式進行的。”“這一問題在當時軍方的參與下，嚴重傷害了眾多女性的名譽與尊嚴。她們經歷了無數痛苦，身心均遭受了難以愈合的創傷。”2012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執政后，在錯誤的歷史觀推動之下，日本官方在以“慰安婦問題”為代表的歷史問題上態度嚴重倒退，成為制約日韓關系發展的主要肇因。針對韓方要求再次討論修訂“慰安婦協議”的行動，安倍曾明確表示協議不可重新協商，他的話也非常形象，即“絕對不能有移動球門柱的事情發生”。安倍所言的不允許移動球門柱，也就是說協議是不可逆轉的，日方不會接受韓方追加任何內容，進而提出條件的行為。更有甚者，日本政策精英們還屢次在不同場合批評韓國違反政府間業已達成的共識。實際上自日韓建交以來，韓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有過讓步，以至于韓國憲法法院曾裁定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不作為屬于“違憲”行為。

上述案例中，日方倒打一耙，韓方一退再退。特別是在寄希望于美日韓聯動的美國極力斡旋之下，兩國迅速達成“最終且不可逆”協議。但由于缺乏足夠的溝通，特別是欠缺深厚的民意基礎，協議在韓國成為爭論焦點。

在“強征勞工問題”上，日方堅持該問題已通過日韓建交時兩國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予以解決，多次主張韓方無權拍賣涉案日企資產，言明在此情況下日方將實施相關報復措施。韓國法院曾對多起索賠訴訟做出終審判決，認定請求權協定不妨礙強征勞工受害者起訴，判令日企賠償原告。對此，日本政府指責韓方“違反國際法”。尹錫悅上臺后，據稱穩定對日關系的“意志非常堅定”，“有望取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針對韓國政府曾公布的勞工問題財團代賠方案，韓國內1月21日實施的一項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反對意見（約64%）遠超贊成（約23%）。在野黨批評稱這是“屈辱外交”。原告方亦表示強烈反對，稱“不能讓對侵略戰爭負有責任的企業的債務，在沒有事實認定和道歉、支付金錢的情況下就消失。”曾是韓國前“女子勤勞挺身隊”隊員的 93歲高齡的梁錦德這樣說道，“不知道（韓國）總統是在為日本做事還是在為韓國做事”。

由上可見，缺乏民意基礎的日韓“和解”大廈的根基是脆弱的。許多問題看似解決，但往往是按起葫蘆又起瓢。歷史問題能否最終解決，主要取決于作為加害方的日本能否真正反省侵略歷史，以實際行動進行有誠意的道歉與賠償。僅從這一點來看，日韓間的“強征勞工問題”，在日本道歉和出資等關鍵爭議點上仍存在較大認知差異，因此還需進一步深入討論。目前原告支援團體和在野黨反對韓國政府提出的由韓國財團代替日本企業支付賠償的解決方案，韓國政府今后應當多傾聽輿論特別是被害者家族的聲音。韓國民眾心靈上的創傷非一朝一夕所能愈合，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日本政府及相關方面以實際行動進行反省和賠償。

日方在“慰安婦”和“強征勞工”等歷史問題上的倒打一耙，亦是其近年來推動的“歷史戰”邏輯的產物。由于日本的戰爭罪行，使其在國際輿論場上居于“道義低位”。早在戰后七十年的2015年，日本政府外交智囊曾主張應對中韓展開堅決的“歷史戰”，以贏得這場關乎“日本名譽”的輿論斗爭。對于日本政府的這一外交套路，應引起中韓兩國學界足夠的重視。

歷史問題之所以成為日本與包括韓國在內的亞洲鄰國之間難以逾越的一道坎兒，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及戰后單獨對日占領的美國未能徹底清算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責。以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為代表的片面媾和、東亞深陷冷戰結構以及美國霸權的定型等，成為日韓歷史問題至今難以徹底解決的深層原因。日韓在處理“強征勞工”與“慰安婦”問題時的歷程充分表明，未能尋求根本性解決的情況下的所謂“協議”，將隨著新形勢不斷產生新矛盾，仍可能成為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巨大障礙。

歷史事實鐵證如山、不容否認。無論是強征“慰安婦”，還是強征“勞工”，都是極端惡劣的侵犯人權行為。對受害者而言，無疑是泣血的受難史。歲月留痕，正義有聲。1月3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別人權審議工作組會議舉行，中國代表對日方在歷史問題上淡化逃避罪責再次予以嚴正關切。中方近日不斷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以誠實態度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以負責任的行動向亞洲鄰國作出應有的交待。

（作者：張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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