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具有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情形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然而，何為逃避法律追究，何為逃離事故現場，司法解釋并未進一步說明。

司法實踐中，有的辦案人員在第一現場沒有找到當事人，就直接認定當事人逃逸。如此常常會造成一個“雙輸”的結局，不僅當事人要承擔刑事責任，而且車輛投保商業險的保險公司也會以此理由拒絕理賠，被害人權益得不到保障。而交通肇事案件，作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典型“小案”，又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檢察機關如何做到用心用情切實辦好群眾身邊的每一個“小案”，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讓無辜者不蒙冤，讓有罪者罰當其罪，讓受害者足額獲賠，值得深入思考。

為此，筆者通過對本院辦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為藍本分析，認為在辦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對“逃離事故現場”應審慎認定。

2020年6月初，王某駕駛汽車追尾被害人李某甲駕駛的摩托車，造成李某甲受傷、兩車損壞的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王某立即撥打120，并聯系被害人妻子李某乙、姐姐李某丙，王某陪同被害人上救護車，又接上李某乙和李某丙一起來到醫院。當天王某交醫療費7000多元，王某同時通知車主黃某到場，黃某一直在醫院守候并和李某乙、李某丙溝通，其間互留電話并加微信，后王某以籌錢為由離開。隨后不久，辦案民警來到醫院，黃某表示自己是車主，王某是司機。因一時和王某聯系不上，民警讓黃某通知王某上班時間到交警隊接受調查。之后，王某一方在微信上先后支付11.5萬余元給被害人一方，被害人一方也將交費票據拍照發給王某一方。

2020年6月5日，黃某按要求和王某一起到交警隊說明情況，因當日該組民警輪休，6月6日黃某又帶著王某再次投案接受調查。后經鑒定，李某甲所受損傷為重傷一級；經事故認定，王某負全部責任，且事故認定以民警在醫院未見到王某為由認為其有逃逸情節。公安機關根據《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將王某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審查起訴過程中，辦案人員對王某是否符合“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入罪標準產生爭議。后經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最終認為本案情形不應被認定為“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

一是“事故現場”不能作擴大解釋。刑法第133條及《解釋》同時規定了交通肇事后逃逸和逃離事故現場兩種逃跑情形，前者指的是行為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后者指的是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解釋》規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沒有時間和場所的限定，只要是交通肇事后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不論逃跑時間和逃跑場所，均可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但這一加重情節以交通肇事罪成立為前提。相比之下，作為入罪情節的逃離事故現場則對地點作出了明確限定，限定為事故現場。不同的法律用語反映了不同的立法意圖。基于體系解釋，事故現場有嚴格的地點限制，限于事故當場，而不能作擴大解釋。

二是王某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其一，王某在事故發生后及時將被害人送醫救治，并交納醫療費7000余元，且其在離開醫院的時候讓車主在醫院照顧被害人。其二，王某稱其離開醫院是為了籌錢，且有證據證明其確實在離開醫院后多次向被害人家屬轉款共10萬余元。其三，在王某投案前后，被害人一方與王某一方之間能夠保持暢通的聯系。事實上，公安機關在案發后第一時間即對王某的身份情況完全掌握，王某也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故不能認定王某離開醫院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

三是王某的行為不屬于逃離事故現場。事故發生后，王某隨即停車，并叫救護車陪同被害人到醫院救治。醫院不屬于事故現場，在王某以籌錢為由離開醫院的情況下，不能把醫院認定為事故現場的延續，以民警未在醫院找到王某為由而認為其屬于逃逸。且其離開醫院的行為也并未造成被害人得不到救助的情況出現。

四是王某不具有逃避責任的動機。本案涉案車輛投保有100萬元的商業保險，完全能夠足額理賠，且從當天和王某一起去醫院的被害人家屬那里得知，王某也不存在醉酒駕車的情形，在此情況下，王某不具有逃避責任的任何潛在動機。

五是被害人家屬對公安機關認定王某逃逸也不認可。

2021年4月，該案經組織公開聽證，又經檢委會討論，一致認為王某“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不成立，最終本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并公開宣告。

（作者單位：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人民檢察院）

關鍵詞： 審慎 事故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