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報記者 趙漢斌

絲綢之路的最大貢獻，在于促進了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互通，促進了東西方的雙向文化交流。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產生的深遠影響，綿延至今。

數千年間，絲綢之路上的經濟作物交流，一直是一個重要而迷人的問題。作物如何沿著陸上絲綢之路遷移傳播，也一直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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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基于考古學、遺傳學和基因組學證據，我國長期專注于青藏高原植物研究的科學家整合了陸上絲綢之路207種作物的傳播路線，重點解析了具有基因組學證據的19種作物。他們從大量相互印證和相互矛盾的證據中，初步厘清了這些作物傳播的時間和線路。研究成果在線發表在國際期刊《BMC植物生物學》上。

陸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經濟作物傳播的重要通道

眾所周知，陸上絲綢之路，途經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和關鍵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這一漫長的道路沿線，有超過4138種動物和7371種植物繁衍生息。

大約1萬年前，人類馴化了小麥、馬鈴薯、水稻、玉米等農作物，從此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側，出現了兩個世界上最早的馴化中心。大麥和小麥在西亞肥沃的新月形地帶（新月沃地）馴化；而水稻和粟分別在中國的長江和黃河流域馴化。公元前2世紀古絲綢之路，則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最主要的陸路通道。

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是絲綢之路開辟的標志，將東亞和中亞聯系在了一起。在張騫出使西域后，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流網絡得以貫通，將中國和中亞、西亞與歐洲各國的發展聯系在了一起。

“作物是絲綢之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內容，對絲路沿線各國人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論文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主任楊永平研究員說，不僅中國傳統農業的對外傳播，深刻影響了世界農業的發展；其他區域的作物傳入中國，也影響了我們的作物種植結構、作物多樣性、飲食文化和物質生活。

隨著貿易往來的擴大，其中一些作物在東亞和中亞之間往來。例如，水稻、大豆和桑葚從中國傳播到中亞，棉花和甘蔗從中亞傳播到中國。然而，由于考古學和遺傳學之間的證據沖突，關于許多作物的遷移過程仍有很多爭論。

考古學、遺傳學和基因組學證據成為解密“鑰匙”

如今，基因組測序及組裝技術，以及全球科學家累積的考古學、遺傳學研究海量數據，為人們理解植物的馴化、解析其傳播路徑提供了“鑰匙”。

近期，論文第一作者、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王廣艷博士等研究人員，整合了青稞、芥菜、萵苣、蕎麥、鷹嘴豆、大麥、小麥、棗、開心果、蔓菁、苜蓿、胡桃、西蘭花、葡萄、菠菜、蘋果、黃瓜、桑樹、豌豆的傳播模式。

研究人員發現，青稞、芥菜、萵苣、蕎麥、鷹嘴豆5種作物的基因組證據，與考古學和遺傳學證據存在顯著的沖突，資料和數據的不全面、不同時期記錄的差異以及數據分析技術的差異，可能是導致沖突的主要原因。

而大麥、小麥、棗、開心果、蔓菁、苜蓿、胡桃、西蘭花、葡萄、菠菜、蘋果、黃瓜、桑樹、豌豆在內的14種作物，基因組學證據與考古學和遺傳學證據一致。

“我們進一步分析了19種作物的傳播路線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關系，發現青稞、大麥、小麥、棗4種作物傳播到中國的時間要早于絲綢之路。”王廣艷說。以青稞為例，考古學和遺傳學證據表明西藏可能是其馴化中心，基因組學證據表明在4500-3500年前，青稞已從西亞的新月沃地，通過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尼泊爾，傳入西藏的南部，成為青藏高原上的主要糧食作物。

同時，基因組學證據顯示大麥是在6000年前從上約旦河谷傳入中國。通過炭化植物種子、木炭、花粉、動物遺存等考古記錄以及年代學的綜合研究，小麥則是在5500年前后抵達至中亞的西天山山麓地帶，然后在5200年前由中亞早期農牧人群經西天山北上，帶入我國新疆阿爾泰地區。因此，大麥和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要早于絲綢之路，成為一個顯著的事實。

大棗是我國特有多年生樹種，具有經濟、營養和藥用價值，已有7000年的栽培歷史。根據考古和典籍記錄，公元前100年左右，大棗就已從我國傳入朝鮮、日本及其他鄰國，然后沿著絲綢之路擴散到歐洲。種群基因組分析表明，山西、陜西一帶是栽培棗樹的起源地，且山西地區要早于陜西地區，然后傳播到華東、華南。

此外，大量證據表明，芥菜、萵苣、蕎麥、鷹嘴豆、蔓菁、苜蓿、胡桃、西蘭花、葡萄、菠菜、蘋果、黃瓜、桑樹、豌豆14種作物是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傳播的。然而，開心果的傳播路線與絲綢之路的關系，目前還不清楚，需要科學家繼續找尋答案。

“我們在分析數據時，也考慮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經濟作物分布，但數據量非常龐大，所以先整理陸上絲綢之路部分。今后，或將展開海上絲綢之路作物的研究。”王廣艷說。

關鍵詞： 絲綢之路